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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背后的故事-

时间:2021-04-05来源:异界文学网 -[收藏本文]

  今年是姚雪垠百年诞辰。新近读王维玲所著《岁月传真》一书,颇感亲切,因为其中有些内容我在很早以前就有所耳闻,比如书中关于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历程,以及这部著作得到毛泽东特殊关照的情况。32年前,我从姚雪垠的助手于汝捷那里就听到不少。
  
  1978年,我应邀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研究我的长篇小说《园丁》的修改方案,那几天,社里安排我住在于汝捷的房间里,那是位于四合院东北角的一个房间。起初,我以为他也是到这里来改稿的作家,一交谈,才知道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他的工作就是给姚雪垠整理录音。他说,为了保证姚雪垠有一个安静舒适的创作环境,出版社在外面给他准备了一套单元房,供他和夫人居住。姚雪垠每天凌晨3点起来写作,把他事先打好的腹稿口述出来录音。于汝捷每天把录音带取回来整理成文字。于汝捷有一个日产的盒式黑色单录机,这在当时还是个新鲜玩意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于汝捷戴着一对大耳机,一句一录,天天如此。我的到来,使他不再感到生活的单调和寂寞。他显得很兴奋,每天晚上都要滔滔不绝,操着一口闽南腔的普通话,给我讲述他所了解的关于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的情况,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李自成》第一卷的成功,引起了毛泽东对这部著作的高度重视。
  
  “置之死地”著写《李自成》
  
  早在1941年,姚雪垠就萌生了写李自成农民战争的念头,并开始为此查阅历史资料。他认为,“五四”运动以前,有多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有了蓬勃的发展,但大众喜闻的历史小说却是个空白。他想以李自成农民起义为题材,写一部区别于旧章回体的新历史小说来填补这个空白。但是在解放前的上海,他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尚无保障,另外,对于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他还没研究清楚,所以一直没能动笔。解放后,他在大学任教,生活有了保障,开始研读毛泽东著作,一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给了他深刻的启示,对历次农民起义的失败当癫痫病有什么良药吗然也包括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有了明晰的认识。这样就更加坚定了他创作《李自成》的决心。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文艺氛围里,他这个来自旧社会、世界观还没改造好的作家的这一创作计划仍难以实现。
  
  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姚雪垠被划为“极右派”,下放到东湖农场接受监督改造。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不能再登台讲课,也不能再现文坛,没有了创作出书的权利。一向自信、刚强的姚雪垠遭到致命打击,陷入绝望。“完了!这一生所有的梦想和打算都完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夜哭日痛之后,他清醒了,逐渐平静下来。古代圣贤绝境成事者知多少?屈原遭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双目,厥有《国语》;孙子被断足,著出兵法;司马迁遭宫刑,受尽凌辱,却发愤著《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姚雪垠何不著《李自成》?即便生前不能出版,死后焉知不能问世?既患之,则安之。于是他决心作背水一战。在农场劳动的间歇,见缝插针,开始创作。当有人问他在写什么?他就说写反省材料,有时夜晚在被窝里的手电筒灯光下坚持写。这样写了10个月,终于在1958年8月写完了《李自成》第一卷的草稿。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的书稿不可能出版只能压在箱底,等待时机。直到5年之后,他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李自成》第一卷才于1963年出版发行。这年秋天,姚雪垠和老伴儿一起到邮局给毛主席寄去一套,以表示他对毛主席的敬重,也算是他这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作家所做的汇报。他是这样想的,就这样做了,至于毛主席能不能收到这部书,收到了会不会看,他就不想了。
  
  两次“最高指示”支持《李自成》的创作


  
  《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很快引起广泛关注,有赞赏的,有批评的。在姚雪垠工作的武汉市就有人写文章批判这部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仅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成了活靶子,就连武汉市委也被批判是压制批评《李自成》的黑保护伞。山雨欲来风满楼,眼看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即将被革命风暴横扫,陷呼和浩特治癫痫病好的医院在哪入灭顶之灾。突然有一天,他被保护起来了,据说是毛主席发出了保护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最高指示”。这其中的细节,姚雪垠当时并不知道。几年以后,他才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那里听说,原来是毛主席收到了他寄去的那套书。在1966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把王任重叫到身边,指示他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正是毛主席的这一“最高指示”,才使姚雪垠免于揪斗游街、抄家关押,才使《李自成》的所有资料、文稿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但是姚雪垠虽然免遭迫害,但他对《李自成》的创作计划却不能免受干扰。他和许多人一起到了“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参加革命大批判,永无休止的运动使他难以静下心来写《李自成》,而极“左派”们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批判他,却寻找各种借口给他使绊子,让他在写作中如履薄冰,举步维艰。数年过去,他的《李自成》第二卷仍然完成不了。姚雪垠心急如焚,情急之下,他又想到了毛主席。时值1975年下半年,张天民、谢铁骊、钱江等曾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影片《创业》、《海霞》被“四人帮”一伙禁映。毛主席及时作出批示,解放了《创业》、《海霞》。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姚雪垠,于是决定也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苦衷。当然,他也想到,他这个“摘帽右派”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告御状,如果此信落到“四人帮”一伙手中,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他必须找到可以将此信直接转到毛主席手中的途径。后来,姚雪垠联系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宋一平(原武汉市委文教书记),宋一平告诉他,胡乔木、邓小平同志可以把他的信直接转交给毛主席,并嘱咐说,主席正在闹眼疾,来信要用毛笔写,字迹要大些。姚雪垠得知这个消息,既兴奋又激动,于晨挥笔疾书,此信于10月19日寄出,其中有这样一段:
  
  “……这部书共有五卷,估计写成字数在250万字至300万字之间……虽然我寸阴必争,不论盛暑寒冬,但我已是66岁的人了,不能不有任重道远之感。许多读茂名市治疗癫痫病医院哪家最专业者都担心我完不成《李自成》的写作计划。我从来只靠下苦功夫,不曾靠什么灵感,不曾有过‘文思如泉’、‘下笔千言’的时候……大概用三年时间可以写成一卷。由于部头庞大,书中出场人物众多,头绪穿插复杂,反映的历史问题和生活问题较广,五卷陆续出齐后必须再将全书统改一遍方算完成。主席,要在我的晚年完成这样大的写作计划,不仅需要我自己加紧刻苦努力,更需要党的切实领导和具体帮助。我多么希望能够得到有关部门或机构的具体帮助!……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
  
  当时,邓小平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即将开始,胡乔木接到信后立刻写情况汇报,连同信一起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尽快呈送毛主席,搭上了邓小平下台前的最后一班车。
  
  14天后,即1975年11月2日,毛主席看过姚雪垠的信后,在胡乔木写的情况报告上,用很粗的铅笔批示:“印发政治局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毛泽东 11月2日”
  


  事后,姚雪垠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适时地指示保护我,特别是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我的一生中却是一件大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的确,一部小说的创作得到最高领袖的如此关怀,这还真是很罕见的。
  
  从武汉移居北京专心创作《李自成》
  
  毛主席批示后,姚雪垠要求离开武汉,到北京长住,去完成《李自成》的创作计划。湖北省委、武汉市委都表示支持。中国青年出版社经过研究,决定在职工宿舍大楼腾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供姚雪垠居住写作,这便是北京工人体育场北路幸福一村一楼333号。当年12月,姚雪垠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到了北京,专心致志地创作《李自成》。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中国青年出版社安排姚雪垠在第一天(1976年9月11日)到人民大会堂云南治疗癫痫病那家医院好瞻仰毛主席遗容。姚雪垠走到跟前,悲痛难忍,放声大哭。第二天,他写了一篇泣血之作《我的悲痛和决心》,文中写道:“毛主席啊!从《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之后,我的工作不止一次得到您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去年我写信向您汇报《李自成》的写作情况,您在百忙中亲自写了批示,又一次给我无限鼓舞。十年来我为您的关怀和支持不知激动得哭过多少次。毛主席啊!我怎么能想到您逝世这么早?如今,第二卷快出版了。假如我的工作做得快一点,赶在您逝世前将第二卷呈送到您面前,该有多好!写到这里我又不禁失声痛哭……”
  
  毛主席逝世不久,《李自成》第二卷于1976年12月出版了。
  
  1977年8月下旬,邓小平复出后,在听取文艺界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说了一段关于姚雪垠和《李自成》的话:“《李自成》第一卷写得很精彩;第二卷不如第一卷,但是也精彩,有独到之处,也是难得的。听说他在写第三卷,不知第三卷怎样?”
  
  1981年《李自成》第三卷出版了,1998年1月18日,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的王维玲同志曾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李自成》这部书,中央30号文件,乔木同志讲话中给予很高评价,是部划时代的作品。三卷出版后,北京已脱销,是去年四大畅销书之一,看过的同志,认为三卷比二卷好,不知你看没看,印象如何?”
  
  1999年4月28日,姚雪垠在北京复兴医院的病床上,听他的儿子姚海天告诉他,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和迎接他的90诞辰,《李自成》四、五两卷要赶在8月以前出版。姚雪垠笑了。第二天早晨7时,姚雪垠逝世,没有亲眼看到四、五两卷出版。
  
  《李自成》这部五卷、12册、32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巨著,从准备到完成前后共用去42年。姚雪垠把他多半生的心血和热情都投入到这部著作中,其间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亲自关注和重视,这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